解放前，由于敵人的分割包圍嚴密封鎖，各個根據地解放區的財政經濟以及貨幣金融工作都是相互獨立分散管理的，貨幣一直實行“統一領導，分散發行”的方針，各根據地的貨幣僅限于在本解放區流通。如晉察冀有晉察冀邊區銀行，晉冀魯豫有冀南銀行，山東有北海銀行，晉綏有西北農民銀行，陜甘寧有陜甘寧邊區銀行，東北有東北銀行，中原有中州農民銀行，華中有華中銀行等，這些銀行都發行自己的貨幣。除此之外，還有一些流通范圍較小、種類繁多的區域性貨幣和地方流通券。這些貨幣大多源于抗戰時期。那時，各根據地之間處于被敵分割、封鎖狀態，各自為戰，為了對付敵人的經濟封鎖，不得不“自立門戶”。隨著解放戰爭的勝利推進，各解放區開始連成一片，原先的割據狀態被打破，野戰軍跨區作戰頻繁，各區之間物資交流、貿易往來增多，新形勢要求各解放區統一財經政策。因此，1947年4月，黨中央決定成立華北財經辦事處，委派董必武為主任，調整華北、西北、華東等解放區的貨幣、貿易關系，統一各解放區的貨幣。

統一貨幣就要有統一的銀行。這個銀行叫什么？董必武詢問了華東解放區主管財經的幾位領導，他們建議稱“聯合銀行”或“解放銀行”。晉察冀邊區銀行副經理何松亭認為稱“中國人民銀行”比較合適，因為新中國成立指日可待，新成立的銀行不僅要完成統一各解放區貨幣的任務，還應該與新建立的人民當家做主的國家聯系起來。董必武采納了何松亭的建議。

半月后黨中央批準使用“中國人民銀行”名稱。1947年深秋，中國人民銀行籌備處在距河北平山縣西柏坡僅二華里遠的夾峪村成立。1947年冬天，在河北平山縣夾峪村一座農家小院的門前，掛出了“中國人民銀行籌備處”的牌子。籌備工作由曾任陜甘寧邊區財政廳廳長的南漢宸負責。籌備處的工作人員有何松亭、武子文、孫及民、石雷、秦炎、王厚樸等十幾人，主要來自位于河北阜平的晉察冀邊區銀行。

在中國人民銀行籌建的過程中，對各解放區銀行的印鈔廠也進行了改組，將晉察冀邊區銀行印制局改為中國人民銀行第一印制局，駐地在阜平縣；將晉冀魯豫邊區各印刷廠合編為第二印制局，駐地在涉縣；將北海銀行、華中銀行各印鈔廠合編為第三印刷局；將華北銀行直屬印鈔廠確定為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直屬印刷廠，駐地在石家莊。首批發行的人民幣主要是在河北境內的阜平、涉縣和石家莊印制的。

第一套人民幣的票版設計主要由坐落在阜平的晉察冀邊區銀行印制局的王益久、沈乃鏞擔任。兩人以王益久為主，負責票版正面設計；沈乃鏞為輔，負責票背面設計，兩人配合默契，相得益彰，是當年各解放區印制部門藝術水平最高的票版設計師。按照當時的國際慣例，各國鈔票上都印有開國領袖的肖像，所以人民幣的票版設計好后，先送到毛澤東那里征求意見，并準備選一張他滿意的照片印在鈔票上。毛澤東看了票版搖了搖頭說：“我是黨的主席，并不是政府的主席。這票子是政府發行的，還是別印我的頭像吧。如果以后能當政府主席再印不遲。”遵照毛澤東的意見，人民幣上的領袖像改為反映解放區生產建設的畫面。

由王益久和沈乃鏞設計的第一套人民幣，10元券正面圖案為車水灌溉和礦山，反映工農業生產；20元券正面圖案為礦山采煤和工人推動煤車，反映工業生產；50元券正面圖案為毛驢車水和礦山工廠，100元劵為耕牛和工廠，也是反映工農業生產的。

1948年初，南漢宸請董必武為人民幣票版題寫行名。董老謙遜地推辭，說自己的字不好看，建議請他人書寫。南漢宸說我見過董老的字，很漂亮，適合印制在新版的人民幣上。于是，董必武在西柏坡一個普普通通的農家小院里揮毫寫下了“中國人民銀行”、“中華民國”、“伍拾圓”幾個端莊大方的毛筆字。“中國人民銀行”幾個字一直用到現在。其中“國”字和“銀”字過去是繁體，后來改成了簡體。

中央批準后，華北財經辦事處便開始醞釀人民幣印刷問題。當時，晉察冀邊區銀行印刷局的印鈔設備在華北解放區是最好的，擁有大量膠印機，生產規模也是最大的。南漢宸主張新貨幣由晉察冀邊區設計和印制。9月，在南漢宸的陪同下，董必武前往太行山區的阜平縣南峪村實地考察。董必武親自了解了晉察冀邊區銀行印刷局的生產設備和生產能力，對此十分滿意。

1948年10月3日，經過黨中央五大書記同意，人民幣在阜平縣南峪村開機印刷。村里蓋起三排坐北朝南的機房。銀行的工作人員住在村子附近，對外一律稱“新大公司”，人們都不知道這里是印票子的工廠。南峪，這個偏僻的小山村，只有二三十戶人家，省市地圖上根本無法找到它的位置。就是在這個小山村，1948年10月3日發生了一件影響全國甚至全世界的大事——第一張人民幣誕生了。第一張人民幣被當時任發行科長、現中國人民銀行總行離休干部石雷先生所收藏。

1948年12月，華北人民政府發出布告，莊嚴宣告中國人民銀行成立暨人民幣正式發行。解放區人民從此告別清政府的制錢、北洋政府的銀圓和國民黨政府的紙幣，堂堂正正地花上了自己的票子——人民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