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9月8日《人民日報》關于《首都人民熱烈歡呼全國山河一片紅》的報道；1968年9月24日郵電部軍管會訂于。1968年10月1日發行“全面勝利”郵票的通知；1968年9月萬維生先生起草的發行“全面勝利”郵票的新聞稿，都確鑿無疑地證明“全面勝利”是為慶祝“全國山河一片紅”而發行的紀念郵票。

    1968年10月18日郵電部軍管會向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關于審批“全面勝利”第二稿的請示；1968年11月2日萬維生所寫的《“全國山河一片紅”審批過程紀要》(談到按周總理指示修改小“一片紅”)；外交部、郵電部軍管會關于“一片紅”郵票向周總理的報告，都確切無疑№汪明“一片紅’!是在“全面勝利”第一稿、第二稿的基礎上修改而成的，“全面勝利”確是“一片紅”第一稿。。1968年9月13日郵票發行局關于向北京郵票廠訂印“全面勝利”公函；1969年3月25日北京郵票廠致郵票發行局的“郵票印制計價單”，證明“全面勝利”郵票已訂印、印制并交貨，其中面值8分郵票680953張x50枚，22分面值郵票265000張x50枚(余數因停止發行未交——郭士玲注記)另從流入社會的郵票實物也證實，“全“全面勝利”的第一稿已大量印制，不可能是為“九大”發行的紀念郵票。

    此外，許多集郵者還從當時黨的文件、報刊社論等的提法中論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萬歲”提法，是特指全國(除臺灣省外)各省、市、自治區全部成立革命委員會而言的，“全面勝利”與“一片紅”是同義語，不但事實上，而且理論上二者都是相關的，不可能是“風馬牛不相及”的。

   “四稿說”不能成立

   不僅是因為《中國集郵史》、《中國郵票史》提出的“三稿說”是惟一正確的、符合歷史事實的結論，而且因為“四稿說”本身的證據不足，論證方法不科學。

    首先，說新亮相的畫稿是第一稿，未通過后，以“九大”郵票畫稿即“全面勝利”為第二稿，缺乏證據。從上個問題的論證中可以證明，“全面勝利”根本不是“九大”郵票的畫稿，它不是“計劃發行”，而是已經印制；撤銷發行的原因也不是由于“九大”延期，而是因為貫徹中央宣傳工作會議精神。新亮相的一幅畫稿，在郵票發行檔案(包括“未發行卷”)中，根本沒有記載，其保存在個人手中，說明它是未進入審批程序的畫稿；同時這幅“在文革結束十年后”在家里故紙堆中無意發現的畫稿，按有的郵文作者所言“那個年代設計的郵票不能忘卻”，那么萬先生為什么毫無記憶，在“暢談”中也毫無言及?給人一種模糊不實的感覺。

    其次，從當時有限的時間來看，也完不成兩稿的審批過程。第一稿最早早不過1968年9月5日，第二稿最晚晚不過1968年9月8日，在這短短的3天里完成兩套郵票的審批過程是不可能的。盡管當時郵票發行秩序混亂，但審批郵票一般仍是由郵票發行局呈報軍管會生產指揮部，審查同意后上報軍管會主任審定，就是“特事特辦”，也不是三天、兩天就能辦完的事情，據《中國郵票史》第八卷所載，從“全面勝利”第一稿于9月27曰撤銷發行到“全面勝利”第二稿于10月18日報送國務院審批，經過21天；從“全面勝利”第二稿批示退回到第三稿修改、審批、投印，經過了17天。而這在短短的3天里，怎么可能完成兩套郵票圖稿的審批工作?

    說到底，“四稿說”依據的不是客觀事實，而是主觀想象，它是建立在對萬先生說法的相信和維護，而又不完全排斥《中國郵票史》第八卷所披露的事實基礎之上的，是推測和調合的產物。這就違背了郵史研究的正確方法，導致出錯誤的結論。這也再一次從另一側面證實了“三稿說”的科學性和正確性。文章來源：中國集郵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