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述“文票”，是指“文”字郵票與編號郵票。“文票”是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產物，也是這一特殊歷史時期的物化見證。研究“文票”，可以直觀而形象地透視“文革”政治風云變幻，也可以更深刻地認識“左”的路線對中國郵票事業(yè)所造成的破壞和損害。

研究“文票”應當把握兩點：

   （1） 研究“文票”必須把它放在“文化大革命”歷史大環(huán)境、大背景中去，“以史說郵，以郵證史”。只有忠實于歷史本相，才能準確地、客觀地理解“文票”的時代特性。切忌以今天的眼光和思維，憑“想當然”去做主觀揣測。

   （2） 研究“文票”，必須運用歷史唯物辯證的思想方法，客觀而實事求是地分析“文票”的功過是非。畢竟，“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終充滿著黨內兩種力量的殊死較量，“文票”不是鐵板一塊，它在“文革”不同發(fā)展階段有著不同的變化，變化趨勢是向上、向好的。

   “文化大革命”時期郵票的選題與發(fā)行工作最大的特點就是“無序”———原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規(guī)章制度被“砸爛”了，富有經驗的郵票發(fā)行部門的領導、管理人員和設計人員“靠邊站”了，使得“文革”頭幾年的郵票選題、設計、審批、印刷和發(fā)行都呈現嚴重混亂的狀態(tài)。

今天，我們重新審視和反思這一段反常的歷史現象，就是透過當時擬訂的郵票選題計劃與郵票實際發(fā)行情況加以對照，結合當時的歷史大環(huán)境進行歸納比較，使我們對這一時期的郵票發(fā)行史有一個客觀的、科學的認識。

郵票的發(fā)行計劃與選題計劃

《中國郵票史·第7卷》解釋：“發(fā)行計劃的目的，是預先肯定和批準某一年度必須發(fā)行的郵票和該年度郵票總的套數……主要是由選題設計計劃中擇其已設計完成的，也有一部分可能是當年臨時批準設計的新題材，遲早進行設計”，“選題計劃只作郵票設計活動計劃，因此，實際發(fā)行與此將有出入，至將來哪些郵票可發(fā)行，何時發(fā)行？需待進一步根據各相關單位意見、郵票廠的生產能力、安排及設計進度確定”。

可見，選題計劃是設計計劃的基礎，它是先行的（一般須在上一年年底就要呈報審批），也是變動較多的；發(fā)行計劃涉及生產性和技術性，且?guī)в腥中杂绊?，故變動相對較小。這是正常時期的“有序”；一旦放到“無序”的“文革”時期，這些“條條框框”都完全被打亂甚至被廢棄了?！皝y”只是表象，背后有復雜的因素。

《中國郵票史·第7卷》附錄披露了1966年、1967年和1968年這三年的《郵票選題計劃》，拿它們與對應年份郵票實際發(fā)行的狀況對照，發(fā)現有下列特點：

   （1） 盡管身處“大亂”的政治環(huán)境下，郵票發(fā)行部門仍堅持“文革”前的傳統(tǒng)，按時做好并呈報每年的選題計劃。但意識形態(tài)領域“左”的錯誤明顯干擾郵票選題工作，郵票選題范圍一年比一年縮窄，“百花齊放”被“紅太陽、紅海洋”所取代，歌頌領袖題材的比例占壓倒性優(yōu)勢，這個“亂”當時反被認為是“正常”的。

（2） 當時主持和參與郵票選題的人員的精神狀態(tài)有明顯的變化：

1966年的選題是“穩(wěn)”字當頭，大體參照了1965年的作法，選題是多樣化的，但最終幾乎全部被否決，排除在郵票發(fā)行計劃之外。

1967年的選題是“怕”字當頭，選題范圍大幅度縮窄和減少，變成清一色的“革命化”題材。最后發(fā)行的幾套老紀特票就是最好寫照。

1968年的選題是“亂”字當頭，多達近30項選題，把“歌頌文革”推向登峰造極的地步。然而，“大亂必大治”，中央宣傳工作會議的召開，使該年的選題計劃大多“胎死腹中”，從而啟動了“文革”郵票選題有序化轉變。

這三年的“郵票選題計劃”是“文革”郵票史的生動寫照，也是不可多得的郵史文獻。它們所折射的那一段“瘋狂的”歷史，可以讓后人作出真切的、深刻的歷史反思。

關于《1966年郵票選題計劃》

有人會問：“為什么‘文’字郵票是從1967年4月開始，而不是從1966年下半年開始？”這要結合《1966年郵票發(fā)行計劃》以及當時的歷史大環(huán)境去分析探討。

　 《1966年郵票選題計劃》分三大類23項：

一、 在節(jié)日期間發(fā)行的郵票：（1）中國共產黨成立四十五周年；（2）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址；（3）革命的接班人；（4）工業(yè)戰(zhàn)線上的尖兵；（5）人民的勤務員；（6）天天向上；（7）民兵；（8）孫中山誕生一百周年。

二、 關于社會主義建設的題材（不在節(jié)日發(fā)行）：（9）中國船舶；（10）人民鐵道建設；（11）六種定型的拖拉機；（12）大寨之路；（13）農村新文化；（14）人民交通警察；（15）第三個五年計劃；（16）國防體育；（17）兒童操。

三、 其他：（18）農業(yè)良種；（19）益鳥；（20）名貴藥材（植物）；（21）淡水魚；（22）航空專用郵票；（23）中國版畫。

關于配合國際會議、國際活動方面的郵票題材，因許多情況無法了解，未列入計劃。這個選題計劃是在1965年間擬定，當年12月23日呈報審批的。制定這個計劃時，“文化大革命”尚未正式開展，但已“山雨欲來風滿樓”了，23項選題在1966年只落實了4項：

“人民的勤務員”變成1966年5月10日發(fā)行的特75《服務行業(yè)中的婦女》；1966年11月12日發(fā)行了紀120《孫中山誕生一百周年》；“兒童操”變?yōu)?966年2月25日發(fā)行的特72《少年兒童體育運動》；“六種定型的拖拉機”改為1966年3月20日發(fā)行的《工業(yè)新產品》。未列入計劃而后來發(fā)行的則有：1966年6月27日發(fā)行的《亞非作家緊急會議》；12月31日發(fā)行的紀122《紀念我們的文化革命先驅———魯迅》。

“第三個五年計劃”放到1967年4月15日發(fā)行《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為實現第三個五年計劃而奮斗》，成了“紀”票的“關門票”。

計劃中的“黨的一大會址”擬定是“嘉興南湖中的木船”。這一題材延遲了25年，在1991年7月1日發(fā)行的J178《中國共產黨成立七十周年》中才出現“中共‘一大’南湖會議會址”中的木船?！疤焯煜蛏稀痹?975年12月1日發(fā)行的T14《新中國兒童》中才出現；“民兵”成了1977年3月8日發(fā)行的T10《女民兵》；“人民鐵道建設”成了1979年10月30日T36《鐵路建設》“國防體育”變成1972年6月10日發(fā)行的編39-43《發(fā)展體育運動》。“益鳥”延至1982年9月10日的T79才出現；“名貴藥材”也在1978年9月15日的T30《藥用植物》中圓了方寸夢。

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標志著“文化大革命”的開始。也許是對“文革”“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吧，1966年尚未出現“文”字郵票。

關于《1967年郵票選題計劃》

擬定1967年選題計劃時，“文革”已開始了。幾個月，從“破舊立新”到紅衛(wèi)兵大串連，“文革”狂飆使許多“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郵票選題也只能“升溫”，但范圍大大縮窄了。

《1967年郵票選題計劃》：（1）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2） 全世界革命人民熱愛毛主席；（3）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fā)表25周年；（4） 紅衛(wèi)兵不怕遠征難；（5） 工業(yè)學大慶；（6） 農業(yè)學大寨；（7） 全國人民學習解放軍；（8） 民兵；（9） 十月革命五十周年；（10） 二十九屆世界乒乓球賽；（11） 世界新興力量運動會；（12） 英雄模范；（13） 革命烈士；（14） 普通郵票：瑞金、延安、遵義、井岡山、韶山。

1966年沒落實的“民兵”，這次又重新提出，旨在“宣傳人民戰(zhàn)爭偉大思想”，但仍是落選。真正落實的只有第1、2、3項這三個選題：1967年4月20日發(fā)行了文1《戰(zhàn)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都是“文革”時興的“語錄”，宣傳“造反有理”。10月1日發(fā)行了文6《毛主席與世界人民》；5月23日發(fā)行了文3“《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fā)表二十五周年”；為了壯大聲勢，增加發(fā)行了文5《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勝利萬歲》。讓“八個樣板戲”搬上郵票這是1968年的“后話”。

擬發(fā)“紅衛(wèi)兵不怕遠征難”時，沒估計到大串連帶來一大堆難題，也沒料到“革命小將也會犯錯誤”。政策上的“調整”使這一題材永遠無法實現。“斗私批修”的提出以及“反對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新形勢，也使“十月革命50周年”選題被擱置了。耐人尋味的是，計劃中的“英雄模范”擬有雷鋒、王杰、歐陽海、焦裕祿和少年英雄劉文學；“革命烈士”擬有張思德、劉胡蘭、董存瑞、黃繼光、邱少云和江竹筠。這兩個選題受各種因素影響而無法落實。只是1967年3月25日發(fā)行了紀123《毛主席的好戰(zhàn)士———劉英俊》、3月10日發(fā)行了紀124《向32111英雄鉆井隊學習》，也算“有一個交代”吧。當時全國忙于“揪斗走資派”，隨后又發(fā)生“派性”斗爭，使得“學大慶、學大寨、學解放軍”的選題也推遲到1972年及以后才陸續(xù)搬上郵票。作者：黃繼光    文章來源：云南郵政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