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在歷史轉折時期的一些具有典型意義的事例，總是令人難以忘懷的。日前，重讀王三義于1986年10月16日發表在《光明日報》上的文章《改革集郵管理體制 開放集郵市場》，這種感慨便油然而生。

整整30年過去了。于今回首，尤為令我感喟的是，認識事物需要時間。1978年12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掀開了改革開放的歷史新篇章，“久旱逢甘霖”的中國集郵活動開始復蘇。彼時，隨著商品經濟漸趨活躍，集郵所蘊含的經濟意義也慢慢顯露出來。中國郵票總公司和北京市分公司營業部相繼對外營業，但作為國營郵票供應主渠道，經營的郵品數量較少，品種單一。于是，交換、買賣郵票的民間自發郵市便冒了出來。很多老年郵友都記得，當年雖然被有關部門視作“投機倒把”而屢屢查抄，但北京街頭，如東華門、六部口、十里河、禮士路等地段，仍常年游弋著“打不散的郵（游）擊隊”。這一現象，引起了社會輿論的關注。有人開始在報刊上呼吁：堵不如疏，應當給集郵者提供一個正當的交易場所了。

1984年7月的第一個星期日，成千上萬的集郵愛好者集聚在勞動人民文化宮“首次北京集郵交換日”（由北京市集郵協會與北京日報社聯合主辦）的橫幅下，公開地、自由自在地交換郵票。之后，北京市及各區集郵協會，都在努力促成建立郵票市場。但阻力也不少，責難、潑冷水之聲不時可聞。在這種背景下，王三義“改革集郵管理體制 開放集郵市場”的呼聲，道出了眾多集郵者的心聲。此文一針見血地指出：“目前我國的集郵管理體制在實踐上否定了集郵品的交換和買賣是正常的集郵活動，否定了集郵商品的價值規律，從而極大地限制了集郵品的正常流通，使得集郵領域成為當今中國在改革、開放、搞活一片大好形勢下的一個沉悶的角落”。“全國集郵愛好者已達500萬人，開發郵票市場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發展的需要”。熟知集郵并有法學專業背景的作者懇切地建議：“在國家政策指導下，實行國家、集體、個人一起上的方針，加強市場管理，制定切實可行的集郵法規”。作者的拳拳之心、切切之情，躍然紙上。

不難想象，這篇聚焦社會熱點、難點問題，直抒己見的文章，一經發表在主流媒體的頭版頭條（盡管編者小心謹慎地將此文置于“工作研究”欄頭下），便引發了熱烈的社會反響，叫好的有之，搖頭的亦有之。但時代那種旁若無人般的進步畢竟不可阻擋，只是好事多磨罷了。1988年5月23日，北京市西城區集郵協會主辦的月壇郵市“千呼萬喚始出來”。全國各地諸多郵市相繼建立。直言不諱地論說郵市、報道郵市，漸成新常態，劉格文在《集郵》雜志開辦的“月壇月月談”專欄，就引發了集郵圈強烈反響，成為數年來人們觀察京城郵市、獲取一手信息的必讀之文。

流年似水，回望改革開放以來集郵市場走過的路，可以看出，郵市興旺，利國利民，對集郵事業的發展和國家集郵業務收入的增長大有促進，而老百姓也多了一個投資渠道，這與國家鼓勵民間投資多元化是相吻合的。近年來，隨著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各地文交所創新業務，將郵票錢幣搬上了電子化交易平臺，市場形態更為多樣、活躍。與此同時，從法規上不斷加強對市場的規范化管理，以及行業主管部門的監督指導，對郵市的可持續健康發展起著“保駕護航”的作用。王三義30年前撰文疾呼的良苦用心、諸多同道的不懈努力，已收“開花結果”、蔚為大觀之效。

溫故知新。30年來，中國郵票市場之變及人們的觀念之變，不啻是一冊別致而耐人尋味的市場經濟教材，亦可視為改革開放成果的一個縮影。這種恍如隔世的變化足以引以自豪，給人以開拓奮進的勇氣和力量。作者：康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