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郵商和集郵人，就像魚和水的關系，魚離開水活不了，把魚一網打盡，是一潭清水，也是一潭死水。郵商和集郵人，也像蜜蜂和花的關系，集郵者與郵商是密不可分上的關系沒有花蜜，蜜蜂活不下去。沒有蜜蜂傳播花粉，花就此絕種。

有些人對于郵商有一種天然的敵視態度。

本人不是郵商，也無意為那些純粹的奸商辯護，但我的感受是郵商也是人，人家是靠這個吃飯的，掙錢是生活必須的。有人總結的好，你見過多少郵商是住別墅開奔馳的？大家都是混口飯吃而已。集郵者和郵商是相互依靠的關系，才能互惠互利，郵商并沒有求著誰買他們的郵票，都是自覺自愿的關系。這里轉載一些關于集郵和郵商的文章。順便說一句，不論是這個商那個商，沒人喜歡和買什么東西都要還價還到絕對最低價的人做生意。

集郵家與郵商是何種關系？在集郵界內外見仁見智，有一點似乎不在容置疑，就是集郵家不能沒有郵商，而一個郵商如果不具備集郵家一樣的郵識，則很難說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郵商。

郵于集郵是一種帶有相當文化郵涵的個人愛好，集郵者往往不滿足于一般的收藏，而是在懼欣賞的同時，還對其進行研究。實際上，集郵自身的發展也要求郵人不斷豐富其學識，從傳統集郵到專題集郵，再到現代集郵，出現了許許多多的課題等待集郵者去探討研究。因此，是當集郵匠還是作集郵家，是有很大不同的。

但是，一個常識廣博的集郵家，首先要以占有豐富的郵品為基礎，這就需要郵商，即便是擁有許多郵友可以交換的郵品的集郵家，也往往與郵商有相當密切關系，而在蔣集郵史上不乏集郵家與郵商二位一體的例子，如果說有差別的那就是集郵家為了集郵而集郵商則是為幫助集郵者而集郵。

然而，一個好的集郵家不一定會成為一個好郵商。但一個好郵商應該出必須是一個有豐富的郵識的人。僅就生意而言，一個郵商沒有一雙慧眼，很可能與一些珍藏擦肩而過，在郵市上也難免有時會錯失良機，也很少能夠成使一些學富五車為組編郵集而需求大量郵品的郵人成為自己的朋友即客戶，這也是集郵重郵品交換更重郵識交流的特性所決定。

言而總之，集郵作為一種文化，如同其他學科一樣，需要不斷的學習和探求，集郵家也有，郵商也罷，都不能故步自封，而應該孜孜孜不倦的渴求新知，鉆研郵學，在這層意義上，集郵家與郵商是學友的關系。集郵界內外需要有一咱共識，就是郵商不是一般概念上的高人，博識、博藏的郵商亦有成為集郵家的。故郵人應該引其為同道攜行，以相輔相成。

作為一名集郵者，從走上集郵道路之始，就要同郵商打交道。隨著郵齡的增長，同郵商的接觸也會日益增多。近二十多年來，筆者不時同國內、國外的一些郵商有一些往來，從中不僅得到許多郵品的充實，也深切感受到我國郵商的種種變化。事實上，集郵事業的順利發展是離不開郵商的合法經營與優質服務的。

1999年，北京舉辦世界郵展期間，筆者曾從一位外國郵商攤位上購買到一些很不錯的新加坡早期航空郵資郵簡和其他國家的航空郵資郵簡。交談接觸時，方知該郵商是印度的R.K.SUKHANI先生，當時他詢問我的郵品收集內容和要求后，相互交換了聯系地址，表示將會同我繼續聯系。與此同時，他也結識了來華參觀郵展、一位專門收集尼泊爾郵品的新加坡郵友羅先生。郵展結束后，該郵商果然主動同我們聯系，提供一些集郵信息、推薦某些郵品。在2000年至2004年期間，我多次赴新加坡，他甚至帶上郵品到新加坡供我們選擇。

記得SUKHANI先生有一次專門向我推薦了一組8枚民國普票的樣票，樣票的品相很好，價格也十分合理，我仔細觀察后表示對樣票的真偽有所質疑，他不僅當即說明了樣票的來源，而且表示樣票可先交我帶回中國，經鑒定是真品后再付款。而他先后多次向新加坡羅先生提供的尼泊爾早期實寄郵品，由于不少郵品相當珍罕，價格不菲，也都是由羅先生先加以鑒別，然后采取分期付款的方式支付；并在提供郵品的同時，還無償提供了相關的尼泊爾郵政史料。經過將近五年時間，SUKHANI先生建議羅先生郵品收集可暫告一段落，而應編組郵集、申請參展了！該郵商的經營方式和優質服務，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

《中國集郵報》曾經報道：“中國郵商從過去馬路邊的散兵游勇發展到入室經營，總體經營人數下降，但經營實力提高。據統計，全國有1.2萬名郵商，他們處于郵票發售渠道的補充地位……”顯然，在北京的郵商數量不少，經營實力與規模在國內也屬名列前茅，在一定程度上可說是國內郵商群體的一個縮影。即使如此，對比外國郵商的經營之道，筆者對我國郵商仍有以下幾點期望：

第一，期望我國郵商增加經營郵品的種類。

目前，許多郵商雖有自己的主營品種，但往往是你有、他有、別人也有的郵資票品，缺乏自己的特色，特別是缺少集郵者需要的、能作為郵集素材的、不同檔次的、各種自然實寄封片簡。近年來，北京集郵協會致力于推廣現代集郵活動，新增集郵展品的類別，降低參加郵展的“門 檻”，鼓勵集郵者編組郵集，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但是，北京的郵商僅有很少數人經營自然實寄封片簡，即使有少量此種郵品出售，也大多數是最近幾年的實寄封片，可供選用的余地很小，難以滿足集郵者的需求，甚至令集郵者感到十分無奈。

又如，在外國郵商處，常可遇到整部郵集的交易情況，而國內郵商幾乎沒有做整部郵集生意的。其中既有集郵者本身觀念上的問題，即外國集郵者做好一部郵集、參加幾次郵展、提高“身價”后，往往通過郵商渠道將郵集轉讓，再換個題材編新的郵集；而郵商通過“中介活動”、 “牽線搭橋”，郵集轉讓后收取雙方一定百分比的傭金，成為一種“無本經營”方式，也是有一定收益的。成功交易一部高檔、高獎郵集，經濟利益是不低的。而國內的集郵者往往抱住自己做的郵集不放，寧可“束之高閣”也不轉讓。另一方面，也存在郵商不重視郵集的經營交易，缺乏交流渠道和平臺，限制了整部郵集的流通?，F在，偶而在地方性或民間郵報、以及網站上可見到整部郵集轉讓的信息，但這種自發性的做法顯然成功率是不高的，需要郵商的介入與促進。而整部郵集的及時轉手，對集郵事業發展和水平提高都是有益的。

第二，期望我國郵商與集郵者廣交朋友。

集郵者收集活動離不開郵商，郵商經營活動離不開集郵者，這是雙方都清楚的道理。從國內的實際情況來看，筆者覺得更需要強調郵商主動多與集郵者廣交朋友。在國外，不論郵商大小，都會有他的基本客戶群體，該群體的成員主要是當地集郵者。郵商與集郵者之間經常互通信息、 交流郵識，參加各種集郵活動，關系十分密切。這些集郵者不僅可在郵商處按面值預訂到本國新發行的各種郵票、小型張等，而且會根據自己的需要，請郵商協助尋找相關郵品。同時，郵商對每位集郵者的需求也相當了解，一旦收購到某種郵品，往往先向需要的集郵者通報，并以優惠價格供應。集郵者的郵品或郵集等也常通過 郵商轉手。結果是郵商與集郵者互惠互利又互補，有利于達到共贏的效果。事實上，我國的許多郵商老前輩也是這樣做的，他們郵識淵博，與集郵者廣交朋友，力求優質服務。而現在，北京只有個別郵商這樣做。我們在北京的各級集郵組織活動中，或是重要郵展、郵學研討會中，極少能見到郵商的參與，贊助行為更是鮮有所 聞，顯然這對雙方都是不利的。這也是為什么目前不少郵商郵識水平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很期望郵商能主動地、積極地和廣泛地同集郵者交朋友，參加集郵活動。

第三，期望我國郵商經營講誠信之道。

“誠信”是經營之本，這也是大家的共識。只是近年來國內各種偽造的郵品不斷在郵市中出現，筆者就曾在北京郵市的郵商處買到過“荷花”小型張偽品、“頤和園十七孔橋”偽造郵資封。前者在回家仔細鑒別后發現是偽造品，次日去郵商處指出假在什么地方，立即給換了真品。而 后者被發現有假，就直接舉報了，該郵商也即承認，受到偽品沒收、罰款和警告的處理。郵市中的知假賣假者，雖然只是極個別郵商的作為，但影響極壞。如今，在郵市中不僅存在偽造的假票、假封，更有不法之徒利用信銷票、殘票、或蓋銷票等真票，采取“拼接”、“挖補”、“洗戳”……等方法，最后冒充新票流入郵市， 不認真識別就會上當受騙，使集郵者不敢輕易涉足郵市選購郵品。極個別郵商缺乏“誠信”，市場管理層管理不嚴，郵政部門對此打擊不力，將使集郵者對郵市失去信心，對廣大郵商的經營也十分不利。所以，不僅期望郵商經營人人講誠信之道，嚴于律己，而且也應建立有效的監管措施。

總之，集郵者需要郵商供應各種形形色色的郵品，而郵商的經營與發展也離不開集郵者的存在，雙方經常的相互交流和積極支持，是集郵事業不斷健康發展的重要條件。如今，集郵的大環境十分良好，作為集郵者，筆者提出以上幾點希望，并期待郵商能有主動的、更多的實際行動，與廣大集郵者攜手合作，為我國集郵事業的繁榮而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