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勢力的日漸進逼，“中華”、“新光”兩大郵會受形勢影響，會務(wù)趨于停頓狀態(tài)。盧溝橋事變?nèi)湛苋媲秩A之后，“甲戌”郵會西遷大后方，華北郵界“突現(xiàn)黑暗狀態(tài)，各地同志異常沉悶”(天津集郵家雷潤生語)。在1939年夏季的一次郵友聚餐會上，有人倡議在天津組織一個郵票會。后由雷潤生、李東園、范蘭如、馮國棟、宋慧泉、張伯江等熱心郵人分頭奔走，籌備成立之事，不料8月間洪水侵入天津，遂暫時擱淺。

1939年底，建會舊事重提，并恢復了籌備工作，草擬出成立宣言和會章。宣言中說：“按津市為華北通商巨埠，人文薈萃，集郵人士日益增加，極應組一研究集郵的團體，借資聯(lián)絡(luò)、共同研討。蓋郵學一道，雖屬微小，而極復雜，不有研究，何能進益。”可見當年天津的一些老集郵家對發(fā)展中國集郵事業(yè)所抱的真誠態(tài)度。

1940年1月7日，假座永安飯店(位于今和平區(qū)新華路)西餐部舉行了天津郵票會成立大會，通過會章，選舉雷潤生、李東園為正副會長，并決定發(fā)行《天津郵刊》及舉辦郵票拍賣等事宜。同年9月25日，郵會在法租界正式注冊并被批準在案。

會長雷潤生(1891—1963)是著名郵商，河北冀縣人，洋行職員。以收集中國信銷票為主，兼集外國在華郵局郵票和變體票。天津郵票會成立后，在他的資助下開展活動。副會長李東園(1901—1979)，天津人，童年就讀于教會學校時受傳教士影響而開始集郵。主要收集清代郵票、商埠郵票、外國在華郵局郵票，藏有多種民國初期的試印樣票，在郵票史研究中有獨特見解，并兼集錢幣。

天津郵票會成立不到一年，會員就發(fā)展到四百多人，成為淪陷時期華北的大郵會。其中包括陳復祥、張包子俊、張賡伯、郭植芳、王紀澤、鐘笑爐等許多國內(nèi)知名集郵家。

郵票拍賣每月兩次，地址一般在泰康商場四樓，如遇稍大規(guī)模的拍賣活動非會員也可參加時，則改在永安飯店或巧佳飯店舉行。每逢珍罕品，大家共同鑒定真?zhèn)危焦纼r，故成績斐然。拍賣持續(xù)兩年多，共舉辦27次，從未發(fā)生過退票糾紛。拍賣傭金收入，作為郵會經(jīng)費主要來源之一。

《天津郵刊》是天津郵票會所辦的會刊，創(chuàng)刊于1940年3月30日，初由李東園負責編輯，后因李工作較忙，編務(wù)改由黎震寰負責。黎震寰(1902—1990)，字猷尚，廣東南海人。幼年隨父母到天津定居。1924年考入京奉鐵路局工作，入路局后開始集郵，1928年起專集中國郵票。長期參加或主持天津地區(qū)的各項集郵活動，1937年3月為天津首次郵展的主要籌辦人之一，負責編輯、拍賣。他長于郵票圖鑒編撰，先后出版《近代中國郵票圖鑒》、《近代中國郵票圖鑒補刊》、《中國郵票圖鑒全集》、《中國人民郵票圖鑒》(中英文香港版)。

《天津郵刊》為32開本，封面彩色套印，每期一冊，1940年3月至11月出六期定為第一卷，1941年3月至12月出四期定為第二卷。先后出版10期，創(chuàng)刊號38頁，一般在50頁左右，最多一期達80頁。該刊為抗戰(zhàn)時期華北地區(qū)唯一的郵會刊物，對全國有較大影響，海外轉(zhuǎn)載率亦極高。先后發(fā)表不少有研究深度的文章，如《繼鶴齋藏郵散記》、《新疆木戳航空票之研究》、《德璀琳郵集飄零錄》、《中國郵政沿革及歷次發(fā)行之郵票》、《民國試印票考》、《地方加蓋“中華民國”郵票》、《清郵戳之演變》等，除郵文外自第一卷第四期起添設(shè)泉幣欄目，這些至今仍不失為有參考價值的資料。

《天津郵刊》創(chuàng)刊之時即言明“本郵刊材料新穎，文字簡單，務(wù)以引起集郵界之興趣、普及郵識為主旨”，因此有關(guān)偽滿洲國、偽蒙疆等效忠于日本帝國主義的漢奸傀儡政權(quán)發(fā)行郵票的文章一律不加以粉飾，只注重新郵報導和收藏研究，絕不為日偽政府所操縱、利用。

1941年6月5日，偽華北政府開始發(fā)行“偽北京仿版烈士票”，并于7月1日發(fā)行六省加字票。由于《天津郵刊》未對此加以宣傳，從而引起華北偽組織的極度不滿，郵刊的出版受到當局百般阻撓，不得不延期發(fā)行。編者在第二卷第三期發(fā)表文章《心弦衷曲》，隱晦地說：“……在荊棘滿地、風雨飄搖的惡環(huán)境里，使我們這微如草芥的小小刊物仍能賽細線般的綿綿長久，雖然有時出版的期限略見延遲，并不是辦事人誠心脫懶，故意延遲，首期刊加厚需時，二期刊又逢到了印刷所的內(nèi)容改組，這才使大家望眼欲穿，只要環(huán)境沒有變更，我想以后各刊定能如期出版……”

天津郵票會的成立與維持，推動了華北地區(qū)集郵活動的發(fā)展。1941年底，會員已近500人。正當津會郵友躊躇滿志，籌備成立二周年會員大會之際，12月7日，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日軍隨即進入租界，對淪陷區(qū)加強控制，并且禁止結(jié)社、集會。隨后，又因華北偽政府宣傳部門通知各報刊，所有出版物必須添印反共反人民的標語，否則，一律不準出版發(fā)行。李東園、黎震寰等愛國郵人表示，郵會寧可停刊，也不接受日寇無理要挾。經(jīng)天津郵票會理事會全體決定停刊。

1941年12月下旬出版的《天津郵刊》第二卷第四期扉頁大字刊出單面印刷的《緊要通告》：“不意邇來感受種種之不便，致影響本會會務(wù)之進行，同人等雖一再盡力維護，迄無最完善之方法，在此情況下，不得已爰由理事會共同議決，值此非常時期，本會會務(wù)已難賡續(xù)進行，由二卷四期止本會暫告結(jié)束，一俟將來有機會時，再為復會……”而封二刊出的則是“本會成立二周年紀念大會啟示”、“聚餐券代售處”的內(nèi)容，似乎是臨時、倉促中的前后矛盾，但更多地體現(xiàn)出了郵會的無奈與不妥協(xié)。郵會堅持民族氣節(jié)，絕不向日偽政府低頭，停刊并停止郵會活動，以示抗議。

直至1946年3月31日，天津郵票會才正式復會開展活動，并更名為“天津郵幣學會”。來源：天津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