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郵票是通信領域一個既古老又年輕的特殊載體。

郵票誕生的170余年，是一個不長不短的時日，將其與現代、當代相比，也算得上“古老”；然而有著如此悠長歷史的郵票，又延宕至今不衰，無疑它又是“年輕”的。郵票的生命力緣何旺盛，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在郵票流通了幾近百年之后的20世紀中葉，一位思想家對郵票所做的一個精辟的概括——郵票是“國家名片”。于是，郵票的內涵便有了準確升華、明確定位，并詮釋了歷久彌新的因緣。

當人們從一個國家主權的高度回望這些郵票時，便會生發出許多引人注目、發人深省的課題。從英國皇權之冠的“維多利亞女王”郵票，到中國清王朝圖騰的“大龍”郵票，幾乎每一枚郵票的背后都有著厚重而令人神往的背景與信息。

有一個事實是，多年來在郵票和集郵領域，對于郵票背景的研究，大多聚焦在過往的遙遠的歷史節點上，如中國郵學家對于“大龍”、“紅印花”等“古典郵票”有著很多探究與研討，可謂經典迭出，書牘盈案。

其實，我們把歷史看得太莊重了。似乎只有那些落滿塵埃的時日才是歷史。殊不知，歷史就在我們身邊。昨天之于今天，今天之于明天，也是歷史。只要我們有了這種歷史意識，就不會錯過在我們身邊即將成為歷史的任何元素。

對于離我們并不久遠的新中國特別是跨世紀時期的郵票，我們的視野往往局限于表象的信息和感性的賞析。其實，從歷史觀念出發，將那些實際上已經存在的歷史元素收集起來，加以分析，使之成為特殊且重要的歷史構成，這類文章還比較鮮見，因為這需要條件——當事人親歷的見證和佐證。

說到見證，《見證跨世紀重大事件——我親歷的郵票發行與變革》一書的作者劉建輝先生，作為國家郵政票品發行部門的前主要負責人，親歷了許多重大和重要題材郵票的發行歷程，堪為第一時間的當事者。在許多郵票從選題到設計、發行的不同環節中，常能見到他勤勉的身影，聽到他精到的闡釋。

說到佐證，劉建輝先生是一位有心、細心的郵政歷史守護人。他經年不輟地將自己工作中可以與可能收集到的資料，精心地收集保存著。我在他的書柜中就見到一排排整理有序的郵票發行資料。

有了這樣的身份，有了這樣的資料，特別是有了這樣一種難得的歷史意識，于是，劉建輝先生走到了一個新的境界，那就是將為“國家名片”修史視為自己的責任與使命。

（二）

近年來，劉建輝先生在集郵報刊上陸續發表了新中國跨世紀時期郵票的有關選題、設計、發行等方面的系列郵文。這些郵文因涉及人所未知的嶄新信息和背景以及人所未見的實物資料，在兩個層面的讀者中引起很大的反響。

一個層面是普通受眾。他們時時接觸身邊常見、常用的郵票，卻不知道這些心儀的郵票背后的歷史性的信息。于是，劉建輝先生的這些文章仿佛在他們面前打開了一個新世界，讓他們感到新鮮、新奇、新異，這種以未知信息構成的可讀性，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人們閱讀乃至研讀的亮點和動力。

另一層面是郵政部門的專業人員以及集郵界專事學術研究的人們。劉建輝先生的這些文章不啻為這些專業人員奉上一份未曾見過的關于郵票發行背景的第一手原始資料。這些文章對于研究者來說，是具有前沿意義的新發現、新實證，也是郵政和集郵研究領域的一個新課題。

在劉建輝先生的這些郵文中，所涉及的郵票是近年發行的，亦屬于跨世紀新時期的新郵票。其中對于諸如“申奧成功”、“足球入圍”、“抗擊‘非典’”、“兩岸通郵”、“第三輪生肖票”、“世紀盛事·港澳回歸”、“中外聯合發行”以及“紅軍郵”的銷毀等郵票的發行背景與細節，文章以親歷的事實和留存的實物資料，做了鮮為人知的解密與闡釋。

如在關于“兩岸通郵”的文章中，作者展示了精心保存的一份資料，那是當年我國郵政部門致臺灣郵政部門的信函副本，并由此悉數講述了兩岸通郵的歷史性細節。由于作者能夠透過普通工作的表象看到歷史的深處，于是才將人們未曾意識到需要留存的資料保存了下來。這不僅僅是作者集藏習慣的驅使，重要的是他具有高遠的歷史眼光。

作為郵政工作者，在近年來中國紀念郵票、特種郵票、普通郵票、個性化郵票以及郵資明信片等各類郵資憑證問世的過程中，劉建輝先生親歷了種種鮮為人知的事件，他又以敏銳的收藏歷史的前瞻性眼光，留存了許多寶貴資料。于是，這些陸續撰寫的文字，便成為中國郵政、中國郵票以及中國集郵領域彌足珍貴的史料。可以說，劉建輝先生的留存以及日后的撰文，彰顯的是一位郵政工作者為“國家名片”修史的高度歷史責任感和使命感。

（三）

見證事件的資料并不等于史料。關鍵是要在資料中開掘和發現歷史性的價值，有歷史價值的資料方可成為史料。

我認為，面對史料如果只是講故事，那歷史就成了文學；如果僅僅是考證，那歷史便成了考據學。我之所以沒有將劉建輝先生的這些文章稱為“郵票背后的故事”，是因為這些文章的選題和敘說，并不是一般背景性資料的敘述，而是與國家、時代、民族、民眾乃至郵政、集郵的背景聯系起來。從“郵”說起，又說到了“郵”這個元素在國家、時代、民族、民眾這個大歷史“天平”上的“重量”。文章強化的不僅僅是郵政為國家大事、要事的服務和宣傳，而是揭示出郵票在國家乃至世界的大背景中的獨特作用。這個獨特，就是郵票發行上非同一般的創意。如“申奧成功”、“足球入圍”等屬于“進行時”的大事，郵票發行如無前瞻性的創意與果斷的決策，往往會失去寶貴的“第一時間”。那枚“申奧成功”郵票是在“申奧”懸而未決的時刻設計、印制以及發送到各地，并由郵政第一負責人保管的；如若“申奧”失敗，那將是一個全國范圍內回收和銷毀的大行動，或許還會出現類似“全國山河一片紅”式的外流事件。在這種形勢下的創意和決策，可謂郵票發行背后驚心動魄的一刻。而包括劉建輝先生在內的郵政工作者，在主持創意和決策這類有著歷史意義的郵票發行時，這個難忘的“第一時間”的定位與捕捉，在郵票發行史上無疑是極為精彩的一筆。

如今，我們手捧這些郵票，其分量應有兩次計量：一次是在我們不知其背后的創意背景時，那分量僅僅在于題材本身；而當我們讀到并知道了其背后的信息時，那分量則再次陡增，因為其中還有如此精彩、厚重的創意。

劉建輝先生所記憶和收集的種種資料，有一個從資料到史料的過程。這個過程一是在于事實本身存在的歷史價值，二是在于作者對于資料中歷史價值的再認知。如 “紅軍郵”的銷毀，這本是郵政工作中的常規事件，對于非常規郵品的回收和銷毀，一直是郵政工作中的“規定動作”。但聯系到新中國兩次“軍郵”的棄用以及延續到后來對于流通中的紀念郵票和特種郵票的銷毀，就提出了一個在國際郵政專業領域帶有普遍性的現象，即郵票可以發行也可以棄用。這個“棄用”包括了停用和銷毀，其目的在于更科學地從郵政工作角度和郵票市場角度對郵票進行正常的處置。不久前，中國郵政還咨詢了劉建輝先生關于郵票“停用”的歷史和國際背景。可以說，在劉建輝先生選擇撰寫關于“紅軍郵”銷毀這個題目時，作者從資料的角度認知到了其中的史料價值，那就是為郵政的制度和規章做了現實的詮釋和歷史的佐證。

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沒有把劉建輝先生所撰寫的這些文章當作“故事”、“回憶”、“資料”來讀，而是鮮明地感受到了其間充盈的史料價值。說透了，這個價值就是歷史價值。正是因為作者有了歷史觀念，才能夠把自己所擁有的記憶和實物資料，經過篩選和認知，使之從歷史的高度展示出人們鮮見的事實形貌，同時令人感受到一種歷史性的氣息撲面而來。如此，才真正彰顯了這些文章的價值。

（四）

歷史不是空洞的。真實的歷史，必須由信息和細節構成。一部歷史就是一個充滿細節的敘說。那種概念性、理性化的歷史說辭不能令人信服的緣由，正如一篇文章所說的，“歷史的皺褶常常掩蔽著一些人和事”，這個“皺褶”，就是細節。

每當我閱讀劉建輝先生的這些文章時，一個突出的感觸就是，他的歷史觀念以及為郵修史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不是一種抽象的概念和宣言，不是一般泛泛的“宏觀敘事”，而是將許多未知的信息從細節角度詳盡地揭示出來。這些細節的一一揭示，就是將歷史的“皺褶”抻開，讓即將成為歷史的資料以更真實的面貌存留于世。

那封中國郵政致我國臺灣郵政的信件，從信封到信函的內容，從郵戳的走向到信件是否閱看，劉建輝先生都展示和撰寫得極為詳盡，顯示了兩岸通郵最初階段雙方那種“試探性”的令人難忘的細節。唯此，我們才知道了這段歷史的真實過程，也才留下了這個歷史轉折點的細節，這些甚至可以成為將來“修史”的一份重要佐證。由此可見，劉建輝先生的這些文章正是他以當事人和親歷者的身份記錄下的跨世紀郵票發行的一段歷史。這些有著豐富細節的史料，在今日看來僅僅是一個有細節的事件或是場景，但在明日就是歷史的構成。

正如那篇文章所說：“從細節中把握大歷史，就像抻開了歷史的皺褶，讓歷史剎那間有了人間煙火氣。這一抻開，一切頓時鮮活起來，干癟的歷史充盈著濃濃的生活氣息。”

任何歷史都是不能忽略細節的。因為，任何在時間流程中所沉淀下來的細節，就是歷史真相的一個個真實的元素。因此，我們要特別關注在今天或是為時不遠的時刻發生的關于郵政、集郵和郵票的事件，特別是其中那些宏大的或是微末的細節。這些細節正是還原歷史本身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元素，也是讓歷史更真實、更生動、更有說服力的一個基礎。

（五）

劉建輝先生的這部書，是站在一定的歷史高度秉筆直書的正史性的嚴肅著作，但作者還是顧及了受眾即廣大讀者的閱讀心理。這部書的敘述方式和文字表達的一個特點就是平實。我認為，可以用“高視角，低語境”六個字來概括。

所謂“高視角”，如前所述，就是作者選題敘述的起點高，大多文章是從探究歷史價值的高度來構想和敘述的。這個視角使這些文章有了厚重的內涵，使之有躋身郵政歷史、集郵歷史、郵票歷史之列的可能。

所謂“低語境”，說的是劉建輝先生作為一個有著一定文字造詣的郵政領域的專家，他不愿高調高唱，而是在有高度的選題之下，在有深度的敘述之中，不以專家學者、行家里手的權威架勢，構筑故做深奧的語境，置人于遠距離。他以他娓娓道來的敘事風格，運用幾乎沒有專業術語的平實的白描文字，講了郵票發行的種種細節，也可以說是“故事”。但是，這“故事”是有歷史價值和厚重人文內涵的“故事”，目的在于讓更多的人接受他所講的“歷史”，并以此引領人們關注這些并不板起面孔講述的郵政、集郵和郵票的歷史。這部書收錄的這些文章即使是“低語境”，所彰顯的也是“低中見高”的文字敘說和表達的高水平。因此，這個“高視角，低語境”，讓歷史離我們更近了，也更親了。

劉建輝先生雖是一名郵政工作者，但是他在文化宣傳和文學創作上皆有深厚的造詣。他的宣傳理念是：以事實替代概念和說教；他的文學主張是：篤信平實的力量是無限的。于是，在他已經有了諸如《綠衣紅娘》等眾多的電影、電視劇劇本，有了諸如《國脈所系》等多部電視紀錄片稿本，有了關于郵政、集郵和郵票的諸多文字以及有了收錄在本書中的《雞鳴驛掠影》、《初探盂城驛》等膾炙人口的散文作品之后，他的這近30篇特殊的浸透著歷史感的文章為我們開啟了一片新天地和新境界。

（六）

山東有一位集郵愛好者張明聚，他致力于把最近30年的中國集郵活動資料一點一滴地收集起來，并有志于以集郵史料名義匯編成書。我初讀了他的匯輯，所涉及的是散見于集郵媒體和郵文中與集郵相關的信息與細節。最使我感慨的是他寫的這樣一句話：“我出這部書的目的就是為《中國集郵史》再版及各省市自治區集郵史提供點史料或素材，僅此而已。”

郵學家孫少穎先生為其書題詞：“復蘇”；意思是，歷史將在資料和史料中“復蘇”。我應邀命筆，寫了兩句話表達我的歷史觀：“大海由滴水匯成，郵史以細節筑就”。我想，張明聚先生從基層的所歷所見，劉建輝先生從高端的所歷所見，不同層面卻有同一視角，那就是他們的多年作為，實質上是在為“國家名片”修史盡責。

盡管30多年來，我們已經出版了《中國郵票史》、《中國集郵史》等典籍，各省、市、自治區也相繼出版了或正在撰寫著各自的“集郵史”；這些郵史盡管已經勾勒出中國百余年來和30多年來郵票和集郵的史跡，但還會有一些未知信息以及細節有待補正。

作為歷史，今天的人與事之于明天，就是一段新的歷史。因此，已有的史書還有再修的空間，而新的歷史則更需要我們去留存和記錄鮮活的新信息。從這個角度來看，劉建輝先生的這部書，具有普遍意義地提出了一個概念，那就是每個人都應當有“修史”意識，去見證今天，也把這個“見證”留下來去佐證和構成明天的歷史。

無論是當事人或親歷者的回憶與記錄，還是集藏者或研究者的挖掘與探尋，或者是新聞工作者的紀實與發現，這一切都瞄著一個目標，那就是為后人留下歷史。

劉建輝先生的這部書，給我們的一個最大的啟示就是——我們就生活在歷史中，只要關注、思考并記錄著現實，就可以發現歷史的閃光點，從而履行為當代“修史”的歷史責任和歷史使命。來源：中國集郵報　 作者：李近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