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16是郵電部于1974年4月1日發行的，其郵票名稱并不是《革命圣地》，而是《革命紀念地》。在這套郵票之前，中國郵政主管部門發行普11、普12、普14等3套《革命圣地》圖案普通郵票。1974年發行普16時，開始設計郵票名稱也是《革命圣地》，但當時參加討論設計的國家文物局、中國歷史博物館領導和專家提出，郵票名稱應改為《革命紀念地》。郵電部接受了這一意見，于1974年3月22日發出(1974)郵郵字第202號通知時，明確規定：“定于1974年4月1日發行《革命紀念地》普通郵票第十六組一套，共十四枚”，通知明確指出：“這組郵票均以兩色膠版印制，背面無膠，先出售第一圖、第二圖和第七圖，其余各圖陸續出售，不另通知。”有些文章稱，其余11枚于1975年11月12日后發行，不知有否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郵票目錄》還將此標示為兩次發行，實際是一次發行，陸續出售(或“分期出售”)，不屬分期發行。
　　關于這套郵票發行的起因

　　1971年9月25日發行普14《革命圣地》圖郵票后，尚缺4種常用面值郵票(1．5分、5分、50分、1元)，又因普14大多是4色影寫版印制，郵票廠凹印車間不得不投入大部分力量印制，影響了紀念郵票的及時印制和發行，故從1972年起，就設計新的《革命圣地》圖郵票，并確定以膠版(兩色)印制。另一方面，在“文化大革命”中發行普通郵票，對圖案設計也很重視緊跟形勢，此前郵政總局負責人就講過“普通郵票是我們宣傳毛澤東思想的一個重要陣地，在圖案設計上一定要突出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因此在設計這套郵票的請示報告上即講發行目的是“為了擴大革命紀念地的宣傳”，并強調新設計的圖案都是前3套《革命圣地》圖郵票中所沒有的內容。

　　關于郵票的設計經過

　　李少華先生《孫傳哲郵票設計作品集》一書，對此作了一些介紹。實際上這套郵票圖案的選擇，不僅僅是孫傳哲先生從“上百幅照片”中挑選的，而是經過國家文物局、中國歷史博物館專家反復討論、篩選，并經領導審查、決定的。據孫傳哲先生在一篇材料中記載，當時國家文物局提出“這套郵票題材的政治性、原則性較強，必須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慎重選擇”，孫傳哲提出了方案，經反復討論，最后才確定現發行的這14幅“革命紀念地”圖案。其中“秋收起義——文家市”，“中國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會址——西柏坡”，“廬山仙人洞”是普14以及以前各組《革命圣地》圖郵票中所沒有的，前兩圖顯然是與毛澤東同志革命斗爭實踐相關的紀念地，是與發行這套郵票的主題思想相一致的。至此，反映毛澤東生平和革命斗爭實踐活動的紀念地，從韶山——中共一大會址(上海)——廣州農講所——秋收起義(文家市)——井岡山(主峰、茨坪)——古田會議會址——瑞金沙洲壩——遵義會議會址——北京(天安門、人民英雄紀念碑、人民大會堂)，已基本上在普通郵票上反映出來。

　　“廬山仙人洞”一圖為何躋身普16？有文稱贊設計者設計這枚郵票“無論從構圖或取名，既尊重原作，又有藝術創新，票面設計是成功的”，但也認為“將仙人洞作為廬山的代表，進而放進‘革命圣地’，是牽強的”，其實何止是“牽強”?又何能談到“成功”?

　　人所共知，廬山只是一處游覽和避暑勝地，“仙人洞”也僅是其中一處風景，把它與“革命紀念地”聯系起來，無非是1959年7、8月間，中共中央在這里召開八屆八中全會，對彭德懷進行了錯誤的批判和斗爭。還有1970年8、9月間，中共中央在這里召開九屆二中全會，毛澤東寫了《我的一點意見》，嚴厲批評了陳伯達，打擊了林彪集團的勢力。當時，把這兩次斗爭稱為黨的第九次、第十次路線斗爭。在審議這枚郵票圖案時，中國歷史博物館專家認為：“廬山這幅可以要，十大路線斗爭中比較重要的地方”，而且表示：“用江青同志這張照片(即李進攝《廬仙人洞照》)比用八屆八中全會會址好，因全國都知道這就是廬山，主席還為它題過詩，用其他不如這張站得住”，最后就確定選用了江青這張《廬山仙人洞照》作為郵票圖案。實際上江青拍攝的并不是仙人洞，而是仙人洞西側的錦秀峰。因此，這枚郵票不但夠不上“革命紀念地”，而且文圖不符，無論從政治上還是藝術上都是錯誤的和失敗的。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后，郵政總局于1976年11月15日發出通知，停止出售“普通郵票第16組中‘廬山仙人洞’一枚”，11月26日又發出通知，禁止使用這枚郵票。

　　五、全張中的其它版模特征

　　以上所講的各種可以表現在單枚或雙連票中的版模特征，都是因制版的技術關系而產生的必然現象。除此之外，在全張中還可見有另一大類有助于子模定位的特征，那就是曾用以論證其為凸版印刷的重要依據——把整個鋅板(或鋅代銅板)裝到木質墊版上使用的子模。

　　圖釘頭痕跡可見于：（序號前加*號的比較明顯可見）

　　1． 全張第1、2、11、12枚之間

　　2．第3、4枚之間

　　*3．第5枚右方

　　4．第6、7枚之間

　　5．第1l、12、21、22枚之間

　　*6．第40枚上方

　　7．第4l與51枚之間

　　8．第60枚上方

　　*9．第71枚下方

　　*10．第75、85枚之間

　　11．第80枚右方

　　*12．第90枚下方

　　13．第91枚左方

　　14．第95枚上方

　　因受圓釘碰擊而使邊框遭到破損的子模有：

　　1． 全張第14枚的右邊框(在“用”字之右，但缺口較小)

　　2． 第16枚的上邊框(在“拾”字之上)

　　3．第22枚的左邊框(在華表與“伍”之間而略偏上，但缺口較小)

　　4．第74枚左邊框(左邊的下1／3部分，有2處小缺口)

　　5．第84枚左邊框(在華表的中段之左，有幾處小缺口，又按：74、84兩枚的破口也可能出自其它的磨擦而不一定是圓釘的打擊)

　　6．第92枚左邊框(在華表的云板之左)

　　7. 第95枚上邊框（在“旅”字之上）

　　除上述“制版引起的”和“圓釘引起的”特征之外，在全張中還能見到一些（以至較多的）圖內斷線、多色點或邊框外多出色點、色線等等，但這類特征有時明晦不定，有些不易用筆墨描述，還有些尚不能認定為固有的特征，故均從略。下面只提一件比較特殊的“版模劃損”郵票。

　　此票位于全張第89號，在其主圖中有一條雖細但卻很長的破裂斜線，從“旅”字的左下方直至左外框距底4mm的內側，穿過城樓的飛檐和華表的下半段，總長可達20mm，這條斜線劃痕不知是制版時就已出現，還是印刷過程中發生。如屬前者自是一很好的固定特征，如屬后者，則可作為反映印刷過程的一個記錄(圖16)。

　　圖16 第89號票的“斜線破痕”位置示意

　　六、余論

　　從50元的版式研究結果，還引發出下面幾個相關的郵學方面的意見與問題：

　　1． 對收藏家來說，如已集有一件雙連、方連，或再加帶有邊紙等等，就常有可能查明它在全張中的位置。例如現有一件郵友收藏的四方連的清晰復印件，(圖17)，第一步已能看出其版型分布是：

　　又因已知此種分布只出現在全張的第3、4橫行間，繼續查到方連的右上一枚與全張第22枚的“圓釘碰撞缺口”特征相符，再輔以票圖間距和(本文未作細述的)主圖內外的諸小特征，從而認定其在全張中的票位如下(還知道它原來是應該帶有左邊紙的)：

　　把這樣的觀測記錄放到郵集貼頁之上，無論是自我欣賞還是參加展覽，顯然都比單純地放一件不加說明的四方連更有意義。

　　2． 對變體票的深入探討。50元票最有名的變體是橫雙連中縫漏齒，其現存形式有二：一是橫雙連，二是帶有右邊紙的橫4連，最右一排且為復齒。因橫4連可認定漏齒位于全張的第8、9直行之間，作者據廣東蔡少明郵友的展品復印件(圖18)查明此4枚均是B型，在全張中有可能屬于第2、5、9三橫行中的一行，此件左2枚具有b、c子模特征，認定了這件橫四連在全張中的位置是：

　　廣東呂景焱展品中的橫四連復印件(圖19)顯示是A型，具有第39枚的d號子模特征和第40枚上方圓釘頭特征等等，故可認定是：

　　接著再查幾位郵友的藏品復印件，得知此變體也都出于第8、9直行，但橫行位置各不相同。如福建陳國成所藏(圖20)是48，49廣東容源輝所藏是78，79（圖21），日本細沼茂的雙連帶底邊紙的票位是98，99（圖22），而老的香港楊乃強目錄(如1975年第三版)的附圖是88，89第89枚的“長斜線破痕” (如圖16)在圖片上就很清楚可見(圖23)。

　　根據這些漏齒票票位的確定，似可說明：①漏齒只見于第8、9直行之間，②最少應產生過10對。進而言之，今后如見到有其它的行間漏齒，或見到與已知票位相同的另一對漏齒，則可證明此變體的產生數將為“10”的倍數。——因為通常是把幾個全張疊在一起，同時進行打孔的，所以同部位的漏齒有可能不止一個全張。此外，也還可比較已見雙連如78、79與88、89之間的齒孔是否吻合以便核對之。

　　3． 本文利用的各件實物以及復印件等等總數不下20件，都符合前述有關版型、子模特征的分布(以至圖間距離等等)，據此初步得出“50元票只有一塊印版”的結論。同時也希望能有更多的連票、全張資料發表，使這個問題得到進一步的論證。

　　4． 其它4個面值郵票的版式也應為大家所關心。作者目前只見到100元的較大連票和10元的一件10方連。已可認定100元票的印版狀況是與50元的基本相同。現簡介如下：

　　100元票也可分為三種版型：A、華表完整，“旅”字之左(自上而下)二條粗橫線的起點基本上處于相同的垂直位置(圖24)。B、華表完整，如A所述的二橫線的起點不在同一垂直位置，而是上偏右、下偏左(圖25)。C、華表云板右下部完全破缺，破缺處的右方及下方細橫線也多有(程度不一的)缺、斷，致使此部位常呈一比較明顯的空白狀(圖26)。另，此型的“旅”字左方橫線特點則同B型。這三型的區別也可簡述為：A、華表整， “旅”左二線平；B、華表整， “旅”左長短線；C、華表缺， “旅”左長短線。

　　作者見到的實物是一件帶左、下邊的8x5=40枚大方連，另見一件帶上邊紙的四方連復印件，故可按自上而下的慣例命名型號。這二件連票的版型分布是：

　　觀察40方連，還有三點值得一述：①屬于全張第5、6直行內的郵票圖樣，均是左高右低。②全張第61，62，81，82等枚各可見到一些子模特征，而這些特征也同樣見于右面的第66、67、86、87等枚。如此種種、都與50元的全張相似。③最下二橫行的子模排列有些混亂，表明是有子模損壞和被替代的事實。如有更多的大張資料，當可繼續論證。

　　5． 3個低面值郵票主圖內的“旅”字右上方(在撇和橫之間)都有一圓點(圖27)，而在50元和100元票內則無此點(圖28)，這個“點”不知能否視為不同原模(或原圖，母模)的暗記。 10元票在此套票中屬于較貴品種。作者恰遇一個5x2=10方連，另再佐以若干單枚、雙連以及清晰的連票復印件，可知也應有三種不同版型，且多分別處在不同的橫行之中。但因未能確知第一橫行是何版型，故暫以X、Y、Z作為型號，現能認明X與Y、Z的區別是：X、“拾”字左部提手旁的—挑之左上方的橫線較長，與其上(有斷裂的)橫線長度相等(圖29)。在Y與Z，如X所述的橫線較短，(圖30)，但尚未能Y、Z兩者之間的差別。

　　其上排齒孔曾經修剪、有可能是屬于全張的第一排，如真是這樣，那么，X、Y、Z即可“轉正”為A、B、C。作者以為10元印版的構成應與50元、100元基本同樣，而20元和35元的印版當也區別不大。日后如能集有足夠的實物與清晰圖片，參照50元票同樣的研究思路，全套旅大天安門郵票的版式問題都將會有滿意的結果。

    [參考資料]劉廣實： 《圓釘頭與凸版郵票——并以此文紀念史濟宏同志》， 《上海集郵》1986年第3期 羅平、余耀強：《“普旅”天安門圖案郵票印版的新發現》，《南粵集郵》2003年第1期。（作者：劉廣實    文章來源：湖北集郵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