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9日《集郵報》“極限之友”版發表了熊元斌郵友的文章《給HP、BK注入極限新的活力》（以下簡稱熊文），文章認為“HP、BK極限郵品也應遵循這些極限郵品的基本原則”。先不論作者用“極限郵品”這一名稱來代替“極限片”是否合適（ “極限郵品”還包括“極限封”、“極限郵照”、“極限圖卡”等），首先熊文的這一論點就是一個悖論。制作極限片就應該遵循極限集郵相關規則，這一點是勿庸置疑的，而不是什么“也應遵循”。相反，不遵循規則制作出的東西也可以叫做“極限郵品”（比如“極限郵照”），但不能叫做“極限片”。

熊文中還指出筆者發表在5月1日《集郵報》上的《〈希望工程標志〉金卡極限片》一文中展示的那枚“希望工程標志”金卡極限片“有些‘瑕疵’：一是極限郵品最基本的游戲規則是先片后票；用1999年發行的郵票，貼在2008年發行的企業金卡上，如按此法操作，1993年以來所發行的企業金卡可以制作很多種此類極限郵品；二是這枚金卡極限片的名稱也不對，單枚極限郵品應取郵票的名稱，而1999-15郵票全稱是《希望工程實施十周年》，并不是《希望工程標志》。”（熊文原文）。首先，《FIP極限集郵評審專用規則（2006年馬拉加版本）》中對明信片的要求中并無熊文中“明信片應在郵票發行前的”這一條款。而《FIP極限集郵展品評審指導要點（2006馬拉加版本）》中只指出“明信片應盡可能早于郵票發行前銷售，或者，如果是特別出版發行的，應復制一個已存在的文本。”也就是說，明信片最好是早于郵票發行前銷售，郵票發行后出版的明信片如果是采用郵票發行前文本印制的，也是可以接受的。“應盡可能早于”不代表“一定要早于”，再者說2008年的《希望工程標志》金卡，復制的是郵票發行前就已存在的“希望工程標志”這一圖案，用這枚金卡制作的極限片完全是合格的。其次，熊文認為這枚“希望工程標志”金卡極限片的名稱應該用郵票名稱來命名，實在是謬論。一枚郵票，它的主題是唯一的，也就是郵票名稱只有一個；但它的主圖卻可能是多個，比如2008-28《改革開放30周年》郵票，郵票主題是“改革開放30周年”；但郵票主圖卻是多元化的，有國家體育場、和諧號動車組、嫦娥一號衛星發射、神舟七號載人飛船等等，按規定都可以分別制作成極限片，難道制作出的極限片都只能叫《改革開放30周年》極限片嗎？恐怕還是用“國家體育場”、“和諧號動車組”、“嫦娥一號衛星發射”、“神舟七號載人飛船”等主圖名稱來給極限片命名更為直觀吧？

很多極限集郵愛好者的意識中都存在著一個誤區，就是認為“票后片”（郵票發行后出售的明信片）不能制作極限片。事實上，“票后片”不但能制作極限片，有時還是難得的佳片。特別在沒有票前片存在的情況下，與郵票十分對位的“票后片”無疑就是不可多得的佳片。再舉一個例子來證明，2009年10月1日發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國慶首都閱兵》郵票的第1枚“徒步方隊”和第3枚“海軍裝備方隊”，根本沒有的票前片存在（第2、4枚有“坦克”、“飛機”票前片），直到10月6日才發行了一套《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盛世國典大閱兵》連體明信片，彌補了這一空白，極限郵友爭相用此片制作大閱兵極限片，許多片相當和諧對位，能說他們用這套“票后片”制作的極限片不是佳片嗎？有的郵友則用1999年國慶50周年大閱兵的明信片來制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國慶首都閱兵》郵票的極限片，片倒是早于票了，但郵票反映的是國慶60周年大閱兵，明信片上卻是國慶50周年大閱兵，兩者根本不是一回事兒。同樣是制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國慶首都閱兵》郵票極限片，是用1999年的“票前”閱兵片好？還是用2009年“票后”閱兵片好？結果不言自明，當然是“票后片”的閱兵片好！

筆者認為，金卡做為制作極限片的載體，無疑是可行的。但金卡本身發行年代就較晚，如果比“早”，怎么也比不過清代片和民國片，甚至比不了普通的上世紀80年代片。金卡只能拿出自己的優勢和別的明信片來比：一是比收集難度。金卡看似印量很大，但金卡一般為企事業單位用做宣傳，不公開出售，基本自然消耗掉了，找起來不太容易。二是比票片之間和諧程度。有些金卡的設計與近期郵票的設計往往“不謀而合”，這一點是因為二者均為郵政部門設計，在資料的利用方面，很可能“撞車”。三是比“補缺”。有的郵票發行時沒有別的可制片源，但卻能找到可制極限片的金卡（如2009年的《國色天香圖》，金卡成為唯一票前可制片，填補了空白。四比價格低廉，一般的金卡價格不過一兩元，價格高的金卡只是少數；能用低價的金卡做出與眾不同的極限片來，對極限集郵者來說，這是相當大的誘惑。總之，金卡做為制作極限片的載體往往具有不可代替的優勢，許多極限集郵愛好者早已心中有數，悄悄地加入到淘卡大軍當中，人心所向，眾望所歸，近兩年來金卡極限片的“走紅”不恰好證明了這一點嗎？作者：李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