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星瑛  1919年生。浙江桐鄉鳥鎮人，1931年開始集郵。1945年起經營郵票。最早創辦我國商業性郵品通信拍賣。1948年舉辦郵展期間，主辦《上海郵展速報》（日報），為我國刊期最短的集郵報紙。他是新光郵票會會員、上海市集郵協會學術委員、中國郵票博物館鑒定室專家、首批中華全國集郵聯合會名譽會士。

徐星瑛雖曾只以《華東區郵票》在全國郵展中拿過鍍金獎，但在世界郵展摘取高獎的集郵家忘不了他的支持；徐星瑛雖然沒有出版過郵學論著的個人專集，但是多種經典性集郵文獻少不了他參與審稿，他有一篇《試析上海的“星期戳”》被評為全國優秀集郵學術論文……他是一位研究型的集郵家，無論對中國票、外國票、近代票、古典票，也無論對傳統、專題、郵政用品、郵政史，或者航空、開放類集郵方式，都有很深的造詣；他是一位職業郵商，依靠買賣郵票維持一家九口的生計，在子女自立、本人領取退休金生活后，又以集郵自娛，并以輔導后生為樂——他是一位集郵的全才。

學生時代的徐星瑛隨著家長工作的調動而南來北往，他在常熟北門附近的孝友中學上初中時就已愛上集郵，那時單雙圈票還剛開始發行，中國郵票的品種單調，少年集郵者的興趣更易為圖案新奇的外國郵票所吸引，初生之犢的膽子很大，他在課堂上學到的英文立即被用于課余的集郵中去，同歐洲國家的郵商和集郵者直接通信交換郵票。父親在營口交通銀行任職時，他在那里讀商科高中，學校開設日語課，為他日后與日本集郵界的交往奠定了堅實的語言基礎。

抗日戰爭時期，徐星瑛來到上海，在綸康貿易公司當會計。抗戰勝利后，他下海做郵票生意，最先在四川路橋堍的金鷹藥房擺設一個柜臺。這時，他經常與王紀澤、張啟華、薛福中在一起，小徐、小張、小薛被郵界同仁稱為“上海三小” （另有一說，非薛福中而為羅遇時）。

1945年末，鐘笑爐、鐘韻玉等有意合作創辦一份郵刊，就是翌年1月以近代郵學研究出版社名義發行的《近代郵刊》，徐星瑛欣然加入，五人聯合署名發表《發刊詞》。鐘笑爐編輯華郵部分，徐星瑛編輯外郵部分，其他三位分任廣告、發行、財務等事務。他們明知辦郵刊是要賠錢的，但都愿意分攤虧損。后來，沈清（沈培鑫）到南通的農業專科學校念書，鐘韻玉回杭州辦報，陸建平身體不好而退出，但陸續又有趙體臣、郭永斌、胡新、黃巍（黃維）等人的協助。到了1947年秋，鐘笑爐不愿再讓合作者賠錢，才獨任主辦人。這時，徐星瑛也自辦了一種“刊物”，那是他創辦的“郵票通訊拍賣會”的目錄，每月一期，大部分為拍品及底價，另有他自己撰寫的郵文。每期封面刊有重要拍品的圖片，在那制版費用頗為昂貴的年代，甚為突出。文章則郵識與可讀性并重。其中便有郵政當局焚毀光復、共和郵票時，在余燼中“死里逃生”者流入郵市的故事。這樁軼聞原是來自老郵商口頭的傳說，無從核查細節的真實，作者便以虛擬的人名，寫成一篇不必盡信的章回小說。不料數十年后，有人將它原封不動地抄錄了去，扮成真實的史料，鬧出了集郵界的笑話。

由郵商舉辦定期的通訊拍賣，徐星瑛可稱“中國首創”，每期拍品都在900號左右，約有近百人投拍，成效率常在80%以上。寄送每期目錄時，還附贈標有拍賣成交價的上期目錄。原來，那時的書報印刷都用鉛字排版，然后澆成紙型，只要補排一行成交價，添置在原先保存的紙型上，即可方便地加印拍賣結果。這也使這份不僅是“號價對應”，而且還有著拍品具體內容的結果，更具單獨的參考價值。由此足見徐星瑛編輯信息的匠心和對印刷工藝的靈活運用。

1948年的郵票展覽連續七天在上海最繁華的地段舉行，徐星瑛以“中國郵票通訊拍賣會”名義，獨自編輯、出版、發行《上海郵展速報》。這是中國集郵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份日報，16開，正反面印。篇幅雖小“五臟俱全”，有“全部出品詳目、珍貴郵票圖、會場動態特寫、各種統計資料、重要人物照片、郵展幕后新聞、郵票市場指南、郵人軼聞軼事”等內容。記者、編輯、美工、跑印刷廠、發售就徐星瑛一人。

這時的小徐鋒芒畢露，在“三小”中也最為突出。長期的郵商生涯，使他懂得必須將集郵者視為朋友，在賺錢的同時必須做好服務，除了誠信、敬業、友善的精神與態度，還需扎實的郵識。為此，他勤奮鉆研、積累郵識，研究版式，從印刷原理入手；研究實寄封，以追溯郵資表為目標……隨著年齡的增長，他不求聞達，著文多用筆名，因需售郵為商，難以久留珍品，只能多做成全他人的工作，久而久之，養成了他不喜張揚的處世風格。私營企業社會主義改造后，他同全上海的掛牌郵商統一劃歸郵票公司管理，通過郵票公司從事出口業務。

上海解放之初，某郵商收進東北區通化版毛澤東像票加蓋“八一五”四連票，因為未見經傳，好多專集解放區票的資深集郵家都未敢認定，獨有徐星瑛，率先從直覺和經驗判斷，認為是真而慨然買下一套。30年后獲得準確資料，這的確是一套比較珍罕的區票，徐星瑛鑒定郵票的悟性也在集郵圈內廣為傳誦。

日本有兩位以收集中國郵票著名的集郵家水原明窗（1924—1993）和古莊昭夫（1931—1996）。因為徐老郵識高超成為他倆最親密的中國同好，彼此交流信息和郵識。日本人寫作的華郵學術論文中經常會提到“請教了一位中國的老集郵家，他怎么怎么說”，不提姓名，其實指的就是徐星瑛。

通過與外國集郵家的私人交往，徐星瑛擁有比較豐富的海外資料，比如各大拍賣行的郵票拍賣目錄，英文和日文的著名郵刊，他還同一些郵學專著的作者保持著聯系，因此年事雖高，知識卻是常新的，比如郵票的切削打孔等新工藝由他首先通過《上海集郵》介紹給我國集郵界，而且他還像年輕人那樣善于接受新事物，早在1992年，集郵界還很少有人會用電腦時，他卻已用這種時髦而高效的工具書寫文稿、開具信封。

他不僅與高層次的集郵家交往，也愿輔導國內或身邊的初集郵者或組集新手。他較早研究山東解放區郵資和新中國航空郵資，對這方面的愛好者多有具體的幫助。上海的個別郵政史郵集和青少年專題郵集作者，都曾因他的指點而令郵集增色。他曾在居家附近的大境中學和麗水中學手把手地教小朋友組集，材料、工具，甚至作為素材的郵票和郵政用品全都由他無償提供。

他不僅重視早期票、珍罕品，而對所有集郵對象都深有感情，比如近些年來，他同居洽群一起津津有味地研究牡丹圖郵資片的廣告加印片，還常在郵刊上披露心得。他說，對郵品單純欣賞美觀的畫面就太淺顯了，要結合歷史、地理，不僅知其然，還要知其所以然。在他80壽辰那年，上海集郵界曾為他和談佐麟公辦壽筵，到場賀客達150多人，因為他對集郵研究永不停息的精神，他被大家贊譽為“郵壇長青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