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票

　　上個世紀二十年代中期，在以哈爾濱為中心的北滿地區，以倒賣郵票獲利的投機活動盛極一時。

　　1898年中東鐵路在北滿地區開工修建，沙俄通過華俄道勝銀行便掌握了該地區的金融市場，盧布（俗稱羌貼）在北滿地區成為主要流通貨幣。俄羅斯十月革命后，盧布急劇貶值，北滿各界深受其害，損失慘重，金融幣制一片混亂。

　　1919年，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通過其設在哈爾濱的分行開始發行中國人自己的紙幣———國幣券。因此幣票面蓋有“哈爾濱”及“憑票即付國幣”字樣，俗稱“哈大洋”。當時規定，哈大洋以上海和天津兩處通用之現大洋為本位，可與之隨時兌換；哈大洋在國有郵電、鐵路交通機關一律通用；“東北當局保證哈幣之兌換”。

　　哈大洋發行之初，對收回中國幣制主權，穩定北滿地區的金融市場確實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信譽較高，流通日廣，不到二年便在與眾多貨幣的角逐中，一躍成為哈埠的主要流通貨幣。

　　但是，從1924年起，東三省官銀號、黑龍江廣信公司、邊業銀行也陸續開始發行哈大洋。很快，哈大洋發行數額大增，幣值開始日益低落，嚴重時其價值竟崩落至30％，根本無法與現大洋等值兌換。

　　當時，哈大洋雖貶值，但仍可以購買到同等面值的郵票，在全國通用。于是，便有人開始利用哈大洋與現大洋之間的差價做起買賣———倒票。

　　這樣，“販賣郵票者以哈大洋買的郵票，運之于通用銀元之地而售之，則每百分郵票可獲利數角”。哈大洋貶值愈烈，販票者獲利愈大，倒票成為一種見效快，利潤大，便捷而保險的獲利方式。很快倒票者大量出現，郵票成為頗為緊俏的物品。以至各地郵局都一律規定：“每人購郵票至多不得超過五十分，且須持有待郵之信件，若無信件則只準購郵票十分?！?BR>
　　1927年4月，設在哈爾濱的吉黑郵務局不得已做出斷然舉措，規定在其所轄之吉黑兩省各郵局出售之郵票均需加蓋以“限吉黑貼用”字樣，僅限在吉林、黑龍江兩省境內通用，“除去吉黑郵務區之外，則不生效力”。并于當年發行北京新版帆船“限吉黑貼用”郵票，全套20枚。此舉一出，轟轟烈烈的倒票之風，戛然而止，“遂寂然無聞矣?！?BR>
    加蓋

　　1934年，中共珠河中心縣委通過在“白地盤”（即敵占區）的地下黨支部，做愛國商人的工作，使中東鐵路蜜蜂站的五藏臣小鋪、牛家小鋪、范家小鋪、孫淑榮小鋪以及烏吉密的“大來新”、“增之盛”等商號，以遵章經營為掩護，暗中用多種方式，把大量的棉花、棉衣、鞋帽、藥品、食鹽、紙張和彈藥等物資銷到根據地，資助抗日聯軍。由于人民群眾的有力配合和英勇斗爭，粉碎了敵人對抗日根據地的軍事和經濟封鎖。

　　1945年“八一五”光復后，北滿各地郵局奉人民政府的命令或在人民政權領導的范圍內，各自加蓋郵票使用。出現了哈爾濱、雙城、呼蘭、沖河等地在偽滿郵票上加蓋“中華郵政”、“中華民國”、“勝利紀念”、“光復周年”等字樣的郵票。也有郵局工人出于愛國激情自行加蓋；另有一種申請加蓋，就是郵人（集郵者和郵商）得知郵局加蓋郵票后，紛紛持自己收存的偽滿郵票到郵局要求加蓋。各地郵局態度不一，有的嚴辭拒絕，有的給予加蓋。

　　在哈東地區的珠河、葦河縣，就曾有珠河、帽兒山、小九、葦河、石頭河等地方加蓋的郵票出現。

　　光復后，珠河（今尚志）街郵局局長肖秉恒，把銷剩的偽滿郵票繳到哈爾濱郵政管理局后，便跑了，再也沒回珠河。

　　1945年，歡慶抗戰勝利時，人們沉浸在狂喜和歡呼之中，漫天的煙花，動地的爆竹，人們喊啞了嗓子，像瘋了似的痛飲烈酒，素不相識的人們互相摟抱拍打歡呼雀躍，人們徹夜不眠，喜悅幾近瘋狂。帽兒山東的蜜蜂村，有個大成清雜貨店，會計畢作新深為當年家鄉店鋪同仁，冒險資助抗聯而感動，又對趙一曼的抗聯游擊隊的英勇斗爭而敬佩，更為抗戰勝利而興奮，他是個集郵迷，又與帽兒山郵局臨時負責人趙書田熟悉，便去帽兒山找趙書田幫忙，為其弄點偽滿的郵票。趙書田認為光復了，偽滿的郵票已經作廢了，便給畢作新一些整版的偽滿郵票。畢作新親手用膠皮刻制了“九·二勝利紀念”和“光復紀念”字樣的兩種戳記，在偽滿郵票上加蓋后郵寄信件和分發郵友，用這種方式慶賀勝利，把喜悅傳遞給更多的人共享。據哈爾濱集郵家李登漢回憶，當時，他曾在哈爾濱松江郵票社蘇子西處，見過畢作新寄來的實寄封。 

    上世紀八十年代，郵市為了便于區別，便把畢作新的帽兒山加蓋郵票和同期的珠河、葦河、小九、黑龍宮、石頭河等地加蓋郵票統稱其為“臆造郵票”。